中国制药业正处在走向全球浪尖

继美国之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新药研发国。去年，其企业进行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这比十年前的仅5%有所上升（见图1）。中国在包括癌症相关领域在内的数个关键研究领域也正崭露头角。投资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股价今年飙升了110%，是其美国同行涨幅的三倍多。

在过去的大部分世纪里，药物研发主要由大型欧美公司主导，这些公司通常被统称为"大型药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些公司正面临其历史上最严峻的"专利悬崖"，预计在未来六年内总收入超过3000亿美元的药品将在2030年前失去专利保护。为了填补空白，美国和欧洲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有前景的分子，而且越来越多地在中国找到。

时机相当尴尬。美国希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因为目前两国仍处于只是暂时停火的贸易战中。例如，美国官员已经对中国在药物活性成分方面的控制感到担忧。有传言称白宫计划打击中国制药业，尽管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尚未有任何行动。然而，在创造下一代药物方面，美国的制药商及其患者很可能将更加依赖中国的创新，而非减少依赖。

这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五月，美国最大的制药商辉瑞公司同意向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三生制药支付12.5亿美元的费用，以获取其一款实验性抗癌药在获批后于中国以外地区生产和销售的权利。次月，英国竞争对手葛兰素史克与另一家中国公司恒瑞医药达成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涉及一种肺部疾病疗法，并获得了购买另外11种药物的期权，这些期权总价值高达12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恒瑞医药能否在药物开发过程中达到特定的里程碑。此类交易已不再是例外。今年上半年，大型药企签署的全球授权协议中，近三分之一是与中企合作——这一比例是2021年的四倍。

直到最近，中国制药业最为人所知的还是生产仿制药、供应原料药以及为西方公司进行临床试验。在过去十年里，它已经实现了自我重塑。审批流程得到简化，针对治疗危重疾病的药物实行优先审评，法规也更接近国际标准。中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在2015年至2018年间翻了两番，积压的2万份新药申请在短短两年内得到清理。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所需的时间从501天缩短到87天。新药产出激增。2015年，中国仅批准了11种治疗方法，大部分是西方进口药。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93种，其中42%为国内研发。

这些改革与吸引曾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的学生和专业人才回国的努力相匹配。许多中国的"海龟"（对这类归国人员的戏称）带着建立生物技术公司以及与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打交道的经验回国。他们的创业热情因更容易筹集资金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规则而得到加强。

成功的早期迹象比比皆是。2019年11月，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百济神州成为首家获得美国药品监管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其抗癌药的本地企业。随后又有更多药物获批。但该行业的重要时刻出现在去年九月，当时中国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康方生物研发的一款肺癌药物在临床试验中的表现优于默沙东的畅销疗法Keytruda。

如何解释中国制药商的迅速崛起？第一个答案关乎他们为生产"快速跟进药物"而进行创新的速度，这些药物在现有药物的安全性或给药方式上有所改进。由此，他们得以转向针对新靶点（如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或基因）或新机制（可能阻断或增强靶点功能）的"首创"药物。

根据北京清华大学的陈子萌及其团队去年在科学刊物《自然综述：药物发现》上发表的一项有趣研究，快速跟进和首创疗法现在占该行业研发管线的40%以上。中国制药商复星医药的王兴利解释说，从事快速跟进药物的研发给了中国行业"做首创的勇气"。

第二个答案关乎其他流程的速度、规模和低成本。中国企业可以将一种药物从发现到进入人体试验的时间缩短至全球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人体试验本身，通常是新药开发中最慢的阶段，也进展得更快。庞大的患者群体使得招募受试者更容易，大型的试验中心网络也加快了进程。这种模式被证明对开发抗体药物偶联物尤其有帮助，这是一类在治疗癌症方面似乎特别有效的新型疗法。一位大型药企高管表示，中国的吸引力在于进行实验的公司数量庞大："你可以挑选赢家，提高获批几率。"

癌症仍然是中国公司的核心焦点，但它们也在拓展业务。减肥药是一个热门目标。由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生产的广受欢迎的减肥疗法Wegovy和Ozempic中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的专利将于明年在中国到期。这引发了准备仿制药的热潮。然而，本地公司并不仅仅是在复制。研究公司彭博行业研究估计，全球有160种新的肥胖药物正在研发中；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尽管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药品市场，但这里仍然是一个难以盈利的地方。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2023年中国的处方药销售额约为1250亿美元，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大部分销售额仍来自仿制药。新药仅占市场的五分之一，这一份额到2028年可能上升到三分之一。即便如此，市场仍将保持高度的价格敏感性。国家医保覆盖了大部分采购，汇集了医院的需求并迫使企业陷入竞价战。为了获得医保覆盖，制药商通常必须将价格削减一半或更多，以覆盖更广泛的患者群体，或者接受规模小得多的私立市场。

这一切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外国市场是如此重要的目标。进入这些市场最常用的途径是通过与西方公司签订授权协议。一些中国公司现在希望分得更大的一块蛋糕。一个日益增长的模式是"新公司"（NewCo），即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设立一个法律上独立的公司（通常由外国投资者支持），并将有前景的资产剥离到该公司中。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制药公司的估值看起来便宜得诱人。上市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市值不到其美国同行的15%。前期授权付款通常比全球同类交易低三分之二，交易总规模约为一半。

新公司模式的另一个优势是，它有助于缓解国外对中国制药业的一些担忧。然而，其他担忧仍然存在，尤其是在数据隐私方面。由于隐私规则和相关审查流程，共享临床试验中的患者数据变得复杂。而且FDA对于仅在中国进行试验的药物的审批采取了严格的态度。六月，FDA暂停了任何将美国人基因数据输出到中国的新临床试验。一个包括谷歌前老板埃里克·施密特在内的国会委员会在2025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中国在药物发现方面的实力，加上其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可能很快使其公司超越美国。他和其他人担心制药和生物技术结合带来的安全风险。

然而，也有理由保持审慎乐观。更多的竞争导致更多价格更低的治疗方法出现。对于长期无法获得尖端药物的患者来说，中国的崛起可能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这对贫困国家有需求的患者尤其重要。对于中国制药商来说，未来面临三个关键挑战：发明有效的新型疗法，利用这些疗法打入新市场，以及通过相关的监管障碍。王先生指出，大多数西方巨头花了一个世纪左右才达到今天的规模。以此衡量，他认为，中国的制药业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